南区的历史、范围和“民先”情况

　　福建古田县南区，俗称上南路、下南路。抗日战争时期，按照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建立了中共闽东特委，张翼任书记，刘捷生、杨人屏为委员。特委机关设在古田汤洋、闽清伴岭的大山里。王一平、黄扆禹、高振洋、黄垂明、沈崇文、江作宇、叶明根、郑荣堂、詹海水等同志和我，先后在古田南区开展游击战争。闽清县伴岭、三丘田，古田的圪头、曹坑，曾经是中共闽东特委和古田南区区委活动的中心。1944年，古田县游击武装建立时，南区就有江家有、詹球仔、詹海水、詹开太和许多贫苦农民参加游击队。1945年，游击队袭击古田旧城二保后街国民党中国银行，其进退路线都经过伴岭和圪头村。1946年底和1947年春，中共南古瓯工委在深入农村，分片组织“南古瓯人民先锋队”时，江作宇根据南区地理条件，从旧城南门兜至谷口的古谷公路以南，从谷口沿闽江至小箬以东，接连古田大桥镇的双桥、中直等，划为南区区委的活动范围。

　　解放战争一开始，南古瓯工委委员詹海水、陈顺有在南区大部分村庄发动群众，组织“人民先锋队”。圪头的林玉正、曹洋的陈必筹、船头的杨周城、后山的叶大官、樟上的林业非、华山的杨平洲、中坪的游阿斌、曹坑的林燕红、后洋的张雷州、汤洋的张恰仔、伴岭的詹太再、安洋的陈湾口、坑里的肖阿长、大洋坑的江能芥、岩山的陈下府、箬坑的阙观礼，都是各自村里“人民先锋队”的小队长或分队长，都领有由司令员陈颖（江作宇）颁发的南古瓯“人民先锋队”小队长或分队长的任命书。1947年4月上旬，南古瓯工委在“民先”组织中动员了一批身强力壮、家无牵挂、能吃苦耐劳的同志上山打游击。当时，南区就有林玉正、叶大官带领叶依弟、张雷州、张密仔等一个班，编入南古瓯游击大队，参加奇袭迪口乡公所的战斗。

第三中队去南区牵制目标

　　1947年5月中旬，南古瓯游击大队奇袭建瓯迪口乡公所得胜后，为摆脱敌人的尾追并分散安全隐蔽，大队长郑荣堂决定派叶孝德、詹海水和我率第三中队去南区担负牵制敌人目标的任务。

　　牵制目标是一项较为艰巨的任务，只有把敌人引到自己的屁股后面，才算完成牵制目标的任务。在讨论中，大家从攻打迪口开仓分粮斗争的场面得到启发，认为开仓分粮那种群众运动的场面，风声大，传得快，最容易暴露自己，把敌人引到自己屁股后面。根据讨论意见，大家决定到南区凤竹村发动群众开展分粮斗争，这样既能解决当时群众的夏荒生活困难，又能把敌人引到南区来。

　　第三中队从后塘村出发，走了两个晚上，到达南区圪头交通站。为保密起见，队员们不是按惯常路线由船头的杨周城划船过古田溪，而是在圪头和尚寺山上自砍毛竹、自扎竹排，由中坪偷渡古田溪，隐蔽在曹坑笋厂。通过樟上村“民先”队员林业飞与凤曹国民党前任乡长赵德斌的关系，利用赵与现任乡长叶宝云、参议员胡和善的矛盾，让赵德斌做耳目，并从赵德斌那里获悉：凤曹一带除各保有一小撮民团武装外，近半年来没有县保安队来过。因此，叶孝德决定连夜从曹坑出发，第二天凌晨队伍到达凤竹村，立即开仓分粮。凤竹村和邻近乡村群众闻讯开仓分粮后，像赶墟一样，挑着箩筐、麻布袋蜂涌而来，满载而归，不到一个小时，就把几百担稻谷挑了个精光。果然不出所料，凤竹开仓分粮的第二天，国民党凤曹县参议会参议员胡和善就赤膊上阵，亲自从县城请来县保安队100多人来到凤竹、瓦坑一带尾追我第三中队。这样，完成了第一步把城里的敌人引到南区来的任务。

　　接下来的第二步，则是如何把引来的敌人牵在我们手里、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走？经过研究，决定第三中队兵分两路，大部分由中队长叶孝德带领，秘密返回半山村，与郑荣堂会合；剩下魏志超、魏诚、魏桃仔、陆晏子等十多人由詹海水和我率领，从上南区公开暴露目标，一路来到下南区（即华山、船樟、曹洋、宝溪和闽清伴岭一带）继续牵制敌人。我们通过“人民先锋队”队员杨周城、郑年进、林燕红、张恰仔等同志，分别探明船樟保长、圳上保长、刘厝里保长、新义保长等保管的民团枪支情况后，组织进行“枪变”（即先寄宣传信，后命令他们交枪，何去何从限期抉择）。这批保长慑于我党组织澄洋农民暴动镇压保长林家枢、南古瓯游击大队打下迪口乡公所、第三中队刚在凤竹开仓分粮斗争等的威力，不得不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经过我们政治攻势的影响，这些保长在限期内都各向我们交了步枪2支，共计8支。当时“枪变”工作的开展还算顺利。但是华山保长、汤洋保长不但拒绝交枪，而且利用叛徒林双燕当走狗，到处打探我们的情况，然后向驻凤竹的国民党保安队报讯，并带领县保安队从华山村居高临下，拂晓前包围了我游击队驻地——曹坑林燕红笋厂。其实，在前一天下午，叛徒林双燕鬼鬼祟祟出现在曹坑村时，早被当地的“民先”队员发现，并向我游击队报告了叛徒林双燕的可疑行踪。我们小分队已有战斗准备，当拂晓前敌人还没有接近曹坑笋厂时，我们的哨兵就先向敌人开枪。小分队在突围时，除丢失一支曲九枪外，没受什么损失，却把敌人从上南区牵制到下南区来，使叶孝德带领的第三中队同志们顺利地从上南区经淮溪村返回半山村。

　　小分队突围后，经闽清后洋、刘厝里、新义等村，然后由长潭船工詹万钱撑橹返渡古田溪，到达伴岭村隐蔽。由于在凤竹开展了开仓分粮斗争，小分队在曹坑遭敌袭击，下南区的形势有些紧张，各保民团武装加强了岗哨，古田溪从旧城六保尾至水口朝天桥所有渡船晚上都被国民党巡逻队锁起来。小分队在伴岭村隐蔽时，有两个死敌非防范不可，一个是杨洋保长杨孝坚；另一个是半岭大地主詹朝洋。这两个人都是1944年参与伪保安队、追击我打古田银行游击队的地头蛇和摧残伴岭老区群众、杀害詹太宣等同志的刽子手。小分队在伴岭村隐蔽，就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怎么办呢？按当时詹海水的话说，“我们不能坐等前后夹攻，要主动教训敌人”。于是决定：一是向大地主詹朝洋筹款；二是镇压地头蛇杨孝坚。我们写了一封政治攻势的长信，让“民先”队员詹太再（恰仔）、詹万钱送给詹朝洋，向他筹粮100担（1万斤），折成钞票，限期交款。詹朝洋接信后虽不敢不答应，但提出要缓几天让他筹措，第一步谈妥。

　　第二步就是接款地点定在哪里？这是关系此次筹款胜败的关键。从闽清伴岭至古田后塘，必须经过圪头、廷墩、山党这三个交通站，无论在哪一个交通站的任何一个地点接款，万一目标暴露，左邻右舍的群众都会受到敌人的摧残。经过讨论后，决定干脆把接款的地点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古田旧城五保南门兜祥盛京果店（该店有一名“民先”队员陆孟和）。定好时间、地点和接款暗号后，就通知詹朝洋按我们的决定办。小分队连夜离开伴岭村，到汤洋附近的庄上村隐蔽。为了迫使詹朝洋按时交款，必须得给他一点政治压力。接着，小分队由“民先”队员张阿恰探明汤洋保长杨孝坚家里的路线，于端午节的晚上，突然冲进杨家，缴了两支步枪，一支曲九枪，并镇压了罪恶累累的保长杨孝坚。然后，小分队连夜经长岭村神速地穿插到罗华附近的前坂村，隐蔽在吴曲仔家里。这地方虽离罗华公路不到一公里，但只要有群众掩护，也不易泄密，敌人反而不会注意到，又便于听到镇压杨孝坚后敌人的动静。果然，两三天后，就听到前坂村的群众议论“城里的敌人到下南路去抓人”。这消息就说明敌人又被我们从上南区引到了下南区，并为我们创造了接款的有利条件。农历五月初七初八，我们从前坂村又转移到廷墩交通站张德恩、陈和盛家里，等待接款的时间。农历五月十五，由廷墩“民先”队员郑前路去县城南门兜祥盛京果店接款。送款人和接款人互不认识，约定的时间是中午12点。廷墩到南门兜走路只要一小时，郑前路提前到祥盛京果店等待；送款人从伴岭到南门兜，至少要走4个小时，但他也提前到达了。当时店里的顾客很多，送款人看不出哪个是接款人，彼此都耐心地等待着。当店里的挂钟敲响12点时，其余的顾客对钟声毫不在意，唯独接款人和送款人的眼睛都注视了一下挂钟，彼此又打了一个照面，这时两人一齐走出南门外停车场，郑前路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一张盖有印鉴、剪下一半的硬纸片交给对方，送款人也把原先保存的一半硬纸片一拼，暗号对上了，他把一个鼓鼓的“小布袋”交给郑前路，郑当面无法加以清点，回到廷墩后，经过清点，100担大米的折款分毫不差。事后才知道，送款人就是原来的送信人詹太再、詹万钱同志。两地“人民先锋队”队员胜利完成了这次送、接款任务。

　　第三中队从5月中旬离开后塘村，至6月23日返回，前后历时一个多月，完成了开仓分粮斗争，缴获了10支步枪、1支曲九枪和100担大米价值的筹款任务。更主要的是把100多名县保安队引向下南区，使南古瓯游击大队能安全地完成分散隐蔽任务。

詹海水同志牺牲前后

　　1947年农历七月，中共闽东北地委副书记刘捷生和杨兰珍从古田大、小东，前来南古瓯地区。他们到达后，首先在六空大棚举办南古瓯地区骨干学习班，时间约一个月左右。学习班结束后，刘捷生先后安排黄陆团、郑启辉、姚日演等去屏南活动；李盛库、陈顺有、王耿华等去建瓯玉山一带活动；周道纯、郑则兴等去南平东门一带活动；郑荣堂率第二中队的黄有信和我等去南平天花乡地区活动；叶明根带领魏志超等坚持在鸟仔笼一带活动；詹海水率叶大官、魏诚、叶依弟、张螺州、张密仔、刘锤仔等十多名游击队员回南区活动。

　　原定农历八月中秋节时，詹海水要派交通员回银山头，与郑荣堂接上关系。郑荣堂按时从南平天花乡率第二中队前来银山头大棚等候。这天晚上，不但没有接上詹海水的关系，反而在上地峡遭到保安队一个营的兵力伏击。郑荣堂带领的80多人的队伍被敌人分割成三截，尖兵班（李光耀、周钦、汪裕辉等）进入敌人的伏击点时，敌人故意不开枪，让尖兵班通过；接着敌人的机枪、步枪集中朝队伍中间猛射。郑荣堂在这突然的扫射中，跳下十几丈高的悬崖，险些丧命。他的警卫员叶绍华也跟着跳下去，人和马枪一起被挂在树枝上，经挣扎人摔伤了，马枪掉到山坑下面，一时也找不到。后卫是叶国春带领的一个排，没有上山坡，听到猛烈的枪声，就退回南平天花乡。在游击战争中，约定的时间接不上关系，或在接关系的时间里遭敌人伏击，这就是出事！因此，必须把情况摸清楚，以便应对。

　　1947年冬，左丰美根据当时上地峡发生遭遇战的情况，经过分析后，决定派叶明根、林玉正、吴升平和我等12位同志，主动去南区找詹海水的关系，并调查詹海水的失联原因。我们从建瓯小禄出发，经过两个晚上的夜行，到达廷墩交通站时，不但找不到联络员，就连“人民先锋队”队员和青壮年都找不到，后来摸到廷墩上坑洋田寮厂找到郑排城。经了解，才知道农历五月份叶孝德率第三中队从凤竹返半山、途经廷墩交通站陈和盛家时，一名队员以请假为名离队，回家后警察局便衣队告密，并与永洋保长、旺村洋保长、上圪保长勾结在一起，摧残廷墩、永洋、旺村洋、上圪4村的“人民先锋队”队员和游击队员的家属，致使刘玉成、刘瑞、吴家棉3人惨遭杀害。这4村参加游击队同志的家属，没有一个不受到摧残的。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停留在廷墩就有暴露目标的危险；如果马上走，天亮前又赶不到圪头交通站。最后，我们找到联络员张世锦，由他安排我们到荒殿里郑西城的田寮厂过夜，第二天再由张世锦先到圪头交通站，找到林光治、林为城同志了解情况。据回报：詹海水带领的一个班，于农历八月初到达宝溪上府兰厂时，因目标暴露，被叛徒带领敌人“围剿”，该厂群众张盛书、张盛迟、张盛钗三兄弟均遭敌人摧残。詹海水等同志转移到旧城六保尾潘厝前村，准备偷渡古田溪时，又被樟上保长、叛徒林双燕发现，这两个家伙跑到旧城告密，随即带领县保安队包围了潘厝前。詹海水等突围时，队伍被敌人冲散。詹海水只身逃到闽清后洋姐夫家，也被保长逮捕。他直到就义都没有泄露丝毫党的机密，不愧为党的忠诚战士。

　　当我们获悉上述情况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坚决镇压敌人。由船头“民先”队员杨周城作向导，划竹排经中坪偷渡古田溪，隐蔽在野猪湾叶观州厂，第二天探明叛徒林双燕住在樟上村林尤溪厝里，当晚我们就包围了林尤溪厝，处决叛徒林双燕后，立即将队伍拉回廷墩交通站，由郑章城带往寿山厂隐蔽，然后返回银山头。此后，南区地下党斗争活动中断了一年时间。

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

　　1948年底，当我们到达南区圪头村时，摆在我们面前急待解决的有两个任务：一是圪头村是南区第一个联络站，也是我们进出南区的必经之路，恢复南区工作，必须先恢复圪头联络站；二是尽快渡过古田溪，才有广阔的活动空间。

　　自1947年秋詹海水带领的游击队在潘厝前失利后，南区的活动中断了一年时间，敌我双方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我们要在南区扎下根，恢复南区工作，就要把圪头村的情况摸清楚。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以前的老接头户和“民先”队员，除个别人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外，绝大部分同志的革命热情不减当年。当他们得知我们又来南区活动时，互相奔走相告，一有情况就向我们反映。如有一个私塾教书先生，他是外乡人，群众怕他星期天回家泄露消息，就问我们怎么办？经了解，这位先生名陆长钧，是我在小学时的同学，也是个穷孩子，回避他不好，应该做他的工作。于是，我就试探性地给他写了一封信，略谈了一下全国形势，启发他投身革命。他接信后，要求送信人立即转告我们，要当面和我们接谈。刘捷生立即决定接见他。通过交谈，陆长钧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参加革命。刘捷生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我们就决定把圪头村过去的老接头户和“民先”骨干积极分子林光治、林为城、郑国贞、林珠仔、高希福、陆长钧等同志，集中在林光治家的楼上举办学习班，进行形势教育，学习党章，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在圪头发展了一批党员。陆长钧入党后，我们考虑到他是残疾人，每周星期天回家顺路，不易引起敌人注意，就安排他担任圪头至廷墩的交通工作，每次他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直到古田解放，始终没有出过问题。

　　圪头村党支部的建立，对恢复南区工作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根据当时南区的实际情况，贫农团组织还没有壮大，党支部的工作重心不是发动“开仓分粮”和“除恶分粮”斗争来解决群众及游击队的生活问题，而是把新发展的党员和我们8位同志分别派到各个自然村，在秘密、半秘密或公开场合宣传《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主要是宣传1946年7月以来解放区从小到大，已发展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68亿、大中小城市586座，人民解放军从120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在各个战场已歼灭国民党军队264万人……这些数字让游击区人民深受鼓舞。

　　在解决经济问题方面，我们以游击队的名义，寄发宣传信，向工商业者、开明人士发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站在我党方面，为革命立功”的号召。在方法上，都是选择党员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作为送信人，送信人的条件必须是和收信人有过交往的，不然信投出去，人家收到后回不了话，反而有失密的危险。我们按照上述办法进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一次，在岩山村陈下府同志家里，我碰到10年前在局下合兴隆店当学徒时结识的朋友黄资当，于是便做起黄的工作，请黄把信送给原来合兴隆店的资本家陆永开。在黄资当第二次见到我时并告诉我：当陆永开看到我们的去信，其中有“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时”，就惊奇地对黄资当说“从信的内容看，是真的共产党写的”，并请求黄立即到岩山村向我们回话，还约定了交款时间、地点等。第三次，他就请黄资当的儿子黄乃近送来黄金和现钞。我们还给他开了收据，表明游击队的光明磊落。后来，又派圪头党支部副书记林为城，利用他每周往罗华鸭铺送蛋孵鸭仔的机会，把信送给罗华、局下一带的资本家。其中，局下有个资本家，我们向他筹借大米，这位资本家很快就交来2000斤“米票”。当时“米票”不同于后来的粮票，它是实物凭证，可作为有价“证券”使用，票面写明凭票支取大米的斤数和老板的姓名，还有年月日，并加盖商号的印章。由于老百姓害怕国民党现钞贬值而遭到破产，更喜欢收存这兑米票。因此，这种“米票”在一定的地区内，比国民党的现钞更有信誉，更好使用。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于贫下中农或开明人士，凡持有游击队的借粮、借款的收据，均由各县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负责予以兑还。土改时，对于解放前有立功表现的民主人士，均被评为开明人士。

                                                                 此文摘自《福建党史月刊》2012年12月第23期       作者：郑向中